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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4章 天潢貴胄

極品吳掌櫃 陶人張 4443 2024-01-31 01:14

  吳檗的手筆其實就是圍魏救趙,利用趙家宗室子弟在趙佶哪裡預先設下了一張王牌。

  宗室子弟是什麼?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可不可以攀上高枝?如《紅樓夢》中的阿貓阿狗都能不能沾親帶故,天潢貴胄一把?事實上曆朝曆代可有嚴格的規定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漢朝皇族為彭城“劉氏”,始于漢太祖劉邦,沛縣豐邑中陽裡人士。漢朝推行封國制,劉姓諸侯分封于全國各地。封國包括王國和侯國,這種兩種并行制又稱“郡國制”。七國之亂後,漢武帝承襲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頒布“推恩令”,容許諸侯把王國的土地分封給他們的子弟,使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裡”,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

  根據漢代法令:隻有天子之子才配稱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繼承王位,其餘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繼世為侯,其餘諸子皆無封号。如此幾代之後,所有(皇帝後裔)就會變得與尋常百姓無異,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權勢,則不免要躬耕度日。這才有了賣草鞋為生的劉玄德劉備。

  晉朝皇族為河内“司馬氏”,始于三國時期的曹魏世族。世祖司馬炎由魏元帝禅讓,代曹魏,立司馬晉。曹魏時代,曹爽當政時,有者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諸王,政權可能轉入他姓之手。之後,司馬氏果然奪取了曹魏的政權,這事在司馬氏皇族中很有影響。因此,西晉建國初期,泰始元年(西元266年),晉武帝恢複了古代的分封制,封二十七個同姓王,以郡建國。晉武帝制定的王國置軍制度,将封國分為大、次、小三等,不同級别可置不同數目的軍,但各王無地方行政權。後來又讓諸王出任地方都督,諸王多少有了行政權力,又有了數量可觀的軍隊。之後不斷擴大宗室諸王的權力。諸王可自行選用國中文武官員,收取封國的租稅,如此一來,多位王掌握了封國的軍政大權。

  隋朝皇族為關隴集團成員之一的弘農“楊”氏,始于隋文帝楊堅,華陰人(華陰漢時屬弘農郡,弘農因之成為天下楊氏的郡望),是西魏随國公、北周柱國、大司空楊忠之子,漢太尉楊震十四世孫。

  唐朝皇族亦為關隴集團的成員隴西李氏,人又稱“馳李”。因起府于太原,又稱太原“李”氏。始于唐高祖李淵。李氏皇族與隋朝楊氏皇族有密切關系,李淵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

  唐朝宗室與漢代宗室在許多重要方面存在差異。第一,盡管唐代起初也像漢代那樣将皇子們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8世紀初期,諸王及其子孫都被遷到了首都,安置在十個王宅和一百個孫院裡。但這些宅院的使用時間并不長,安史之亂後,王宅沒能繼續維持。但這為後來曆朝曆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開創了一個重要的榜樣。第二,670年,唐代設置宗正寺,這是第一個專為監管宗室事務而建立的機構,後來曆朝都有這樣的監察機構,清朝的為宗人府,專門管八旗子弟等漢人之外的官司。第三,漢代的宗室,如果不能繼承王、侯之爵位,實質上便與常人沒什麼差别;與漢代相比,唐代根據喪禮的五服,為宗室成員創制了宗正寺掌管下精細的五等制。這裡額外說一下那些被唐朝賜給李姓的功臣,這些受賜者也是被包括在皇家的族譜之内的。

  宋朝皇族為涿郡“趙氏”,起于宋太祖趙匡胤。太祖趙匡胤将父親趙弘殷所生的五位親兄弟全部封王,趙弘殷長子光濟封曹王、次子匡胤即宋太祖、三子光義封晉王(即宋太宗)、四子光美封魏王、五子光贊封岐王。曹、岐二王早逝無後,趙匡胤親寫禦書将在世三兄弟鼎分三派各立玉牒十四字、以别源流、以示子孫、雖至疏遠、亦知昭穆、不失次序、并囑‘吾族無親疏、世世為缌麻’。這三派子孫根據宋太祖所定各十四字輩、循環不息地命名,至今仍保留此傳統。

  趙普所作的《禦制玉牒派序》與太祖《大訓》在同一天。裡面的一首42字的詩包含了這十四字:若夫元德允克,令德宜崇,師古希孟,時學光宗,良友彥士,登汝必公,不惟世子,與善之從,伯仲叔季,承嗣由同。

  元朝皇族為蒙古乞顔(起延)部,元代譯為孛兒隻斤氏,清代又譯為博爾濟吉特氏,源于成吉思汗鐵木真,奇渥溫姓。在清朝時期,由于滿蒙聯婚,後宮中有許多後妃皆出自此家族,如清太祖之壽康太妃;清太宗之孝端文皇後、孝莊文皇後、敏惠恭和元妃、懿靖大貴妃、康惠淑妃、太宗側妃;清世祖之世祖廢後、孝惠章皇後、淑惠妃、恭靖妃、端順妃;清宣宗之孝靜成皇後。

  明朝皇族為“朱”氏皇族,本貫源自沛郡朱氏。後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之父遷鳳陽,故又稱鳳陽朱氏。由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複,乃于東宮和親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一字為一世。子孫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雙名,以上一字為據,其下一字則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為序,惟靖江王不拘。明朝規制,皇子封親王,授以金寶、金冊,親王子封郡王,授以鍍金銀印、銀冊。

  清朝皇族區分為宗室、覺羅。由清太祖努爾哈赤之父顯祖塔克世起算,太祖及其兄弟以下子孫稱“宗室”,腰系黃帶子。塔克世之叔伯兄弟支系則稱為“覺羅”,腰系紅帶子。革退宗室者系紅帶,革退覺羅者系紫帶。

  有宋一代,怎樣使用或者不用皇族,特别是皇子,是所有當政者與生俱來的麻煩。厚待親族,培養有經驗而能幹的皇帝,使帝位的傳承和平的進行,避免對抗和兄弟相争,前朝玄武門之變讓趙家人警醒,而這幾大需求又互争雄長,想要彼此調和,即使不是絕無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

  太祖建國之後并沒有仿效漢代以及後來明朝的做法,将宗王派到他們自己的封地上去,而且,他還使用最親近的家人掌握重權職位。後來的太宗擔任開封府尹多年,在皇帝頻繁的親征期間,負責首都事務。973年,他被封為晉王,獲得高于宰相的禮儀待遇。他的弟弟匡美以同樣的原因先後擔任興元府(利州路治所)和京兆府(唐朝的首都,永興軍路治所)的府尹。同一年,太祖諸子中唯一成年的德昭繼匡美之後任興元府。

  太宗燭影斧聲繼位之後,很快提升了廷美(按“金匮之盟”的約定,宋太宗趙匡義應該将皇位傳給其弟趙廷美,但趙匡義登基後,隐匿“金匮之盟”的内容)和德昭(太祖之子,後來諸多小說中提到的八賢王是他的兄弟德芳,别弄混了)。廷美被任命為開封府尹(太宗以前的職位),先封齊王,又封秦王。德昭接替廷美任京兆府尹,封武功郡王。太宗還賦予兩人在朝會死列班在宰相之上的榮譽。隻不過,接下來兩人的結局卻很悲慘。

  979年,在宋與契丹争奪幽州(河北)的戰鬥中,太宗要撤回首都,又怕敵人阻擊,隻帶了小股随從秘密離開大營。當夜,人們發現皇帝不見了,謠言開始在不滿的軍隊中流布,要立德昭為帝,太宗後來聽說後大為不滿。軍隊回到首都後,因為遠征軍以慘白告終,太宗遲遲不肯論功行賞。德昭提出疑問,太宗大怒,嘲弄他說:“要是我這個位置讓你來幹,論功行賞就不會那麼久了。”恓惶的德昭當夜回到自己家後,割喉自盡。太宗正史上的記載是,他跑到屍體邊,大哭道:“癡兒,你怎麼會走到這一步呢?”他當時到底是真的悲傷還是假惺惺,這就不清楚了。

  廷美的遭遇更為複雜。982年夏曆三月,太宗接到密報說他弟弟和一小批軍官密謀造反。他自诩不願太過無情,于是隻将廷美調離開封,改任京兆尹。至于廷美的合謀者則遭到降職處分,一一被流放。不久,趙普複任宰相,他報告說廷美密謀殺害太宗,這一次是和兵部尚書盧多遜等人。74名大臣廷議,主張處死所有的謀反者。但是太宗隻是流放了盧多遜,幽禁了廷美,處斬了6名謀反者。廷美的兒子、女兒、女婿都受到了降級的處分。廷美抱怨自己的命運,結果被流放到湖北,很快就病倒,死在當地。太宗對他的死感到悲傷,給了廷美死後的哀榮,但是言語之間任然相信他有罪且不知悔改。

  這些陰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對太宗構成了威脅,已經難以得知。現在的學者們普遍認為,是趙普翻雲覆雨的手腕決定了廷美的命運,因為,衆所周知趙普反對兄終弟及,為什麼到了太宗這裡卻自相矛盾,也不得不說趙普這人秉性好不到哪裡去。具有皇位繼承權的德昭,廷美被排斥出政治權利的中心,是血腥政治的必然節奏。

  清代學者王夫之,曾經在《宋論》這本書裡面對趙普這人做過精彩的叙述。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陽人,字而農,号薑齋,晚年居住在衡陽石船山,故又稱“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滅亡之後隐居治學,著書多達一百餘種。清晚期的重臣曾國藩極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遺書》,使王夫之的衆多著作得以彙聚流傳。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張子正蒙》《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讀通鑒論》《宋論》《黃書》《噩夢》《楚辭通釋》《詩廣傳》等,《船山遺書》所收共七十種三百餘卷。

  一個王朝的興衰,總是由善惡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惡者之惡,不從長遠的曆史進程上看,隻看一時一事,是不能真正認識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惡者是錯誤的措施與制度,而這都是由特定的人來完成的。所以史論所評隻能以人為中心,以事為樞紐,而根本的着眼點就在于這些人與事對這個王朝命運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決策、措施從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規者,在王夫之看來,宋太祖是最值得稱贊的。他說太祖為後世子孫定下三條戒律,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要進殿,在刻着三條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讀,這三條戒律是:保全後周皇帝柴氏的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王夫之說,有這三條,“不謂之盛德也不能”。這三條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這三條,不用求别人,隻需求自身就夠了。隻要自己心裡相信并遵守這三條,就能使“治德蘊于己,不期盛而積于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有了這三條,王夫之認為宋就“轶漢、唐而幾于商、周”。漢代的文、景之治,再傳而止,唐代的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太祖從建隆年間改變了五代的亂世,讓人民過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甯時才逐漸趨向衰弱,所以說超過了漢、唐而接近商、周。他認為這不僅要靠子孫的賢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漢光武以外,要講帝王的美德,沒有人能超過宋太祖。

  太祖用三條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後幾代帝王還能遵守,但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就開始出現不少議論,到神宗熙甯時期就因為要進行變法,從而逐步舍棄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國精神,使太祖治國的德意逐漸泯滅。王夫之認為宋王朝的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的生死之機、風俗的淳澆之原,就在這裡,後來的帝王不明白這樣一個至為簡潔的道理,從而使宋朝的國運逐步走向衰落。

  王夫之總結太祖的治國之道就是三點:簡、慈、儉。内心沒有分歧幹擾,所以行動上就會簡。用簡明的政治來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用簡明的政治來行儉,儉就不會引起官吏的貪吝。孔子說的“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漢文帝、漢景帝沒做到,宋太祖卻差不多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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