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後的幾天内，梅思平、高宗武同日本代表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繼續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了多次談判。

　　後續的談判，土肥原賢二和平岡龍一均未到場，馮晨自然也沒理由參加。

　　雙方經過8天的讨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的《日華協議記錄》，也叫“重光堂協議”，協議内容為：

　　（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内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可以在“防共區”駐兵。

　　（二）承認或默認滿洲國。

　　（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

　　（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面，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六）恢複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内撤軍。

　　由于《日華協議記錄》在土肥原的重光堂簽字，所以《日華協議記錄》包括的三個文件統稱《重光堂協議》。

　　而這次會談，又稱“重光堂會談”。

　　細看《日華協議記錄》，可以發現，它其實沒有什麼新鮮的内容，不過是重複了日本首相廣田弘毅的“和平條件“而已。

　　高宗武和梅思平在“重光堂會談”中，同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所達成的另外一項秘密協議記錄，是有關汪精衛出逃的。

　　這項協議中，詳細計劃了，汪精衛宣布下野，脫離蔣介石，然後聯合雲南、四川及廣東将領，在蔣介石勢力以外的地方，另立“國民政府”，并以此取代重慶國民政府，而與日本實現“和平”。

　　為此，雙方還拟定了汪精衛今後的行動計劃。

　　計劃中包括，汪精衛如何逃跑，如何在境外發表聲明，及日方如何配合，及以日本政府名義發表首相聲明響應等等。

　　會談結束後，梅思平把《重光堂協議》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裡，在日本人的秘密護送下，帶回重慶向汪精衛交差。

　　高宗武和梅四平離開上海的當天，馮晨通過平岡龍一那裡，知道了協議中汪精衛出逃的計劃，他立即趕回幸福弄堂23号，給安志達做了彙報。

　　“志達同志，汪精衛确實準備出逃，怎麼辦？”馮晨問。

　　“我們隻能把汪精衛出逃計劃的大緻内容，先電告延安，你同時要把這個計劃也電告重慶軍統局總部。”安志達回答說。

　　“協議内容我沒看到，這個是絕密，我們隻能把知道的情況，如實給上級彙報。”馮晨知道的内容，也隻是平岡龍一的口述。

　　“我考慮着，協議的内容，高宗武和梅思平一定帶在身上，你把電報發給軍統局總部以後，戴笠一定會想辦法，在重慶截獲這份協議。”安志達分析說。

　　“不一定，現在蔣介石在湖南長沙部署阻擊日軍，不在重慶，汪精衛又是國民黨的副總裁，隻要他沒公開發表聲明投敵，戴笠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和汪精衛作對呀！”

　　馮晨很清楚，在汪精衛周圍，有一大批手握實權的人物，這些人隻要蔣介石不在，一般人還真拿他們沒辦法。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吧，戴笠如何應對，那是戴笠的事情。”安志達覺得馮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嗯，現在隻能這樣辦了。”馮晨點了點頭。

　　“大東亞文化研究所什麼時間正式挂牌？”安志達問道。

　　“就這兩天，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具體時間平岡龍一還沒定。”馮晨回答說。

　　“平岡龍一是不是在等着汪精衛發表聲明，或者說，平岡龍一在選擇一個合适的時間段内，再對外宣布？”安志達很善于聯想。

　　“這種可能性很大，平岡龍一有個打算，大東亞文化研究所挂牌以後，首先第一項工作就是鏟除租界内的反日、排日報刊雜志。”馮晨說道。

　　“你要借此機會，取得平岡龍一的進一步信任，這份名單你先拿着，這幾家雜志社，最近我先讓他們連篇累牍地揭露日軍暴行，在你行動前，我通知人員撤退，你去搗毀設備。”安志達從身上掏出一份名單，遞給了馮晨。

　　“志達同志，我看還是算了吧，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地下組織的财産損失也不是個小數目。”馮晨看了看名單說。

　　“為了你能夠深度僞裝下去，這點損失值得，再說了，事後，你也可以想辦法，幫組織上再弄一些設備補回來。”

　　“那好吧，我準備大東亞文化研究所挂牌的第二天，來次大的行動，把租界内的軍統和中統所辦的報刊雜志，包括咱們這三家地下雜志社，全部搗毀。”

　　“你不提前給王天木透個氣？”安志達有點擔憂。

　　“不必要，行動前，我直接給重慶的戴笠彙報，把名單同時發給戴笠，他想保哪家就保哪家，他不表态，我全部查抄。”馮晨回答說。

　　馮晨覺得，要是給王天木透氣，恐怕行動就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

　　……

　　一個星期後，梅思平終于秘密回到了重慶。

　　戴笠接到馮晨的電報後，在重慶的大小車站、碼頭，交通要道，都安排了特工人員，密切注意着高宗武和梅思平兩人的行蹤。

　　可是，高宗武根本就沒回重慶，狡猾的梅思平巧妙地躲過了戴笠的人，見到了汪精衛。

　　汪精衛看到梅思平帶回來的協議後，緊急召集低調俱樂部裡的一夥骨幹們，在一起認真讨論研究起來。

　　陳公博仔細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說：“汪先生，這份協議書是哪兒來的？蔣委員長他知道嗎？”

　　“委員長暫時不知。”周佛海替汪精衛回答說。

　　“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汪精衛接過周佛海的話說道。

　　“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道。

　　“公博，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有路可走，我汪兆銘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隻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離開重慶，那些人如果仍執迷不悟，那我就隻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

　　汪精衛耐心地勸說着陳公博。

　　“公博，曆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周佛海也勸着陳公博。

　　“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着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

　　更何況，這裡面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

　　陳公博仍然堅持着自己的觀點，不過，最後他表态說：“汪先生走到哪裡，公博會跟到哪裡，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着衆人在我面前罵汪先生，我更不願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裡的密探。”

　　就這樣，經過反複讨論争吵後，低調俱樂部的這幫人，最終接受了這個協議。

　　于是，汪精衛、陳璧君夫婦，按照秘密協議記錄中的方案，開始實施汪派要員分散出逃的計劃：

　　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為名先去昆明，陶希聖以講學為名尾随而至。

　　汪精衛夫婦，托詞，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講，離開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