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裡的通訊兵和孤兒,人手一塊石膏石闆,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師。他們會打蒙文旗語,卻不會寫。
賈道士圍着通訊兵直轉悠,嘴裡念叨着,“你們要敬字!可不敢在石闆上寫字!”
孫一白他一眼,大聲說道,“賈道士你緊張什麼!他們寫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你過來,我有事找你。”
賈道士長出一口氣,“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就好。”,說罷一溜煙離開通訊兵。
自從電生磁毀了賈道士的三觀,他一直都在懷疑自己以前信奉的那些聖人語錄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就拿眼前的通訊兵用石闆練字來說,在石闆上寫字肯定是不敬。可是不用石闆難道鐵木營供得起紙嗎?供不起紙難道就不讓通訊兵和孩子們識字嗎?宋時歐陽修小時家裡窮置辦不起筆墨,歐陽修就用蘆杆在沙地練字,是不敬嗎?古人題書牆壁,是不敬嗎?孔聖人相傳少時在他兄長的肚子上寫字,是不敬嗎?
自己見到有人不敬字,如果自己不開口阻攔,便是自己的罪過。如今自己已然勸阻過,力德爾爺又說寫的乃是番字,賈道士樂得解脫。
孫一把賈道士叫過來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寫漢語。一是省得賈道士添亂,二是這幾天孫一嘗試用蒙文字母拼寫漢語,遇到了不少問題,真的需要一位本時空的人幫助。
第一個問題就是中文特有的聲調,後世流行的四聲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以陝西話為例。孫一所熟悉的後世普通話,同明朝陝西話之間存在簡單的聲調對應關系。比如
普通話發陰平(一聲調)的,陝西話都念輕聲;
普通話發陽平(二聲調)的,陝西話仍讀陽平;
普通話發上聲(三聲調)的,陝西話發去聲;
普通話發去聲(四聲調)的,陝西話發陰平;
普通話的媽、麻、馬、罵,在陝西話裡讀成嗎、麻、罵,媽。
但是陝西話本身沒有上聲(三聲調),所以聽起來格外生硬。
類似的轉聲調規律也存在于山西話,但是山西話還大量存在一種後世已經消失的入聲調。入聲在孫一聽來,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結尾的音。比如後世的“越南”一詞的英文“Vietnam”,第一個音“Viet”中的t音,就象被吃掉了一樣。
鐵木營裡的明朝人除了說陝西話和山西話,有時他們之間還會說一種即象河南話又象南京話的“官話”。官話不僅存在入聲,還存在一種尖尖的團音。
因為發現了這些規律,孫一很快就學會了用陝西話同明朝人無障礙交流,但是對于四聲調注音的方法孫一就更沒有信心。
有意思的是,孫一還發現無論用陝西話、山西話讀古代詩詞,都有一種強烈的抑揚頓挫的感覺,用普通話讀就不倫不類。
孫一便用普通話朗讀了幾首唐宋詩詞,請賈道士點評發音。
賈道士一針見血的指出,力德爾爺的家鄉話――“普通話”,不僅有地方的發音造成不押韻,還徹底失去了詩詞中的平仄對應!
押韻孫一明白。
平仄用通俗的話說,平聲就是後世的一聲調和二聲調,仄聲就是其餘的聲調。平聲讀起來輕緩,仄聲讀起來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頓挫感,古代的詩詞歌賦甚至人名,對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絕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賈道士搖頭晃腦把孫一的唐宋詩詞用陝西話背誦一遍,換成明朝官話又背一遍。最後總結:“爺你聽聽,無論是方言和官話,都有平仄的韻味!”
孫一信服了,怪不得後世有人說普通話是“滿清”化的語言,并不适合中文。
賈道士建議,如果注音調的話,不要拘泥于方言細節,大可隻表明平仄即可。孫一給賈道士點了一個贊,聲調問題一下子變簡單了,不注明的就是平聲,在原音上加個點就是仄聲。
第二個問題,就是蒙語的字母太少,清濁輔音不分,“啊呃”不分。比如蒙語中“塔達特德”的拼寫都是一樣的。
由于蒙語有自己獨特的發音規律,隻要熟悉蒙文就不會念錯,但是這種清濁不分推廣到漢語就一定會出錯。
這就要求孫一對現有的字母予以擴展,難點是字母寫法的制定,要求同現有蒙語保持一緻。這樣即使不識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讀出來也不緻于錯得離譜。
孫一充分調動了賈道士的積極性,忽悠他這是和倉颉造字同樣偉大的功績。賈道士興奮地滿臉通紅,在孫一漢語拼音、國際音标的系統知識指導下,賈道士信心滿滿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琪琪格課間休息的時候,孫一和賈道士向大家介紹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來了興趣,用蒙文畢竟隻能拼寫蒙語,連自己的漢語名字都拼不出來。
這給了孫一檢驗狼山拼音的機會。他立刻發現,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點。口語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現象。
比如大量的陝西話是以後鼻音開始的。陝西話的睡覺蓋的“被子”,發音類似英語的“bill”,居然是以L結尾的。
山西話經常加一個“哥”的音在單字前面,比如“地方”說成“圪瘩”,蹲下說成“圪蹴”,雖然可以硬寫成兩個字,實際口語中的感覺其實是一個字。更離譜的是,山西話居然還有吸氣的音。
孫一敗下陣來。
他讓賈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語好的通訊兵,組成一個小組以夷制夷,由這個小組裁決特殊發音的拼音。
小組成員被孫一忽悠地雄心萬丈,要求力德爾爺立刻馬上把新拼音的代碼訂下來。
這個倒不難。孫一在制定通訊體系時,采用的就是分層設計。孫一把新擴展的輔音字母規定成數字,分散到70,80,90三個組;又規定60開頭的元音組的最後一個數字69代表平仄,當一個元音後出現一個69就表示這個音是仄聲。
旗語從1到9的表示方法通訊兵早已爛熟,他們立刻開始試着用旗語拼讀各種漢語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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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與情節無關,不感興趣的讀者可跳過)
明清官話
普通話即“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北京話是怎麼形成的?明清皇帝上朝時說北京話嗎?
其實,真正北京話的曆史并不長,普通話的曆史則更短。
中國國土廣闊,各地均有方言,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産生了“雅言”,不同時代的“雅言”均不一樣,特别是晉代、宋代兩次衣冠南渡,變化尤多,但原則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區方言為标準,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陽讀書音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場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隻是與本地方言有所結合,形成了大都話。朱元璋滅元後,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話漸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較多,故北京民間方言以河北口音為主,而官方則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話。到朱棣遷都北京,江淮官話對北京方言産生了一定影響。
明朝傳教士利瑪窦在給歐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國十五省都使用同樣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語言不通。還有一種通用的語言,我們可以稱它為宮廷和法庭的語言,因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場。”
他還在回憶錄中說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中是不說的。學會了官話,可以在各省使用,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
清入關後,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滿洲話,漢臣必須學習滿語,但民間則出現了旗下話、土話、官話三者雜糅的趨勢,北京話正是這三者結合的産物,北京話音調高,即受東北話影響,此外很多方言來自東北土話。
清中期,清宮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話。1728年,雍正設“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話,規定讀書人聽不懂北京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雖然推廣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慶時,“正音書館”紛紛關閉。
北京話在入聲消失後又派入了現代四個聲調,造成了平仄混亂,嚴重影響對古典文學作品的理解。以北京話為母語的人,若想寫傳統詩詞将十分辛苦。所以形成了一個格局:北京口語音和北京讀書音。
一直到民國初年,老北京讀書人并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語音讀書,而是采用北京讀書音。其特點在于,所有的入聲字都讀成短促的去聲,韻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話。
現代北京話還保留了一些讀書音痕迹。北京話的部分多音字,如“剝”皮――“剝”削,“擇”菜――選“擇”,家“雀”――孔“雀”,後一個讀音正是源于文讀。
隻會北京口語音并不能獲得讀書人的認同。著名學者傅斯年在北京學了一口京片子,卻被家人指責在說“老媽子的話”。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趙元任幼時雖然家裡口頭說北京話,讀書卻要求用常州話。一次,趙家請的北方先生教把入聲字“毓”讀成了去聲,趙父大驚失色,旋即将其辭退。
清末民初确立的老國音,就是北京讀書音基礎上的修改版本。
民國時,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為國語标準音,未獲批準。最終由各省代表投票,确定了《國音常用字彙》,即成國語。
解放後,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确定了“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的普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