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四川路上的平岡公館内，經過幾天來對那些被抓記者和編輯們的審訊，通過威逼利誘，有一部分編輯和記者，答應為日本人服務，也有一部分人答應報刊雜志立即轉向，發表親日媚日方面的文章。

　　王妮娜投靠日本人後，她又供出了幾處軍統的地下潛伏組織，這讓平岡龍一感到非常的滿意，直接把王妮娜安排在興亞院下屬的編譯局，任副經理。

　　編譯局主要是把日本的一些名著和作品翻譯成中文，把中國的名著和作品翻譯成日文，其實說白了，編譯局充當了文化間諜機構的角色。

　　接下來，方曉勇以肖勇的身份，也假裝投靠了日本人，在馮晨的請求下，他被安排在大東亞文化研究所。

　　秘密查抄租界内抗日地下報刊雜志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此後一段時間，上海租界内的報刊雜志，幾乎隻有一個聲音，那就是為日本人歌功頌德，倡導中日和平共榮。

　　這種局面的出現，就連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也連連贊賞，不得不佩服馮晨的能力。

　　其實他哪裡知道，這是馮晨同戴笠上演的一出好戲！

　　馮晨在上海興亞院裡的地位随之提高，他得到了日本高層的認可，從此真正走上了與魔鬼打交道的泥濘道路。

　　馮晨行走在刀尖上的日子開始了！

　　随着1939年元旦的臨近，國民黨内部主戰派和主和派的争鬥也達到了白熱化，蔣介石派往河内，勸說汪精衛的人都無功而返。

　　29日一大早，《南華日報》首先在頭版以頭條新聞的形式，用通欄标題，刊登了汪精衛回應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電報。

　　因29日這天的電報韻目代日為“豔”字，所以這封電報也稱豔電。

　　汪精衛的這封電報，是由林柏生代為發表，緻蔣介石的電報式聲明，表示其支持對日妥協的政策：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

　　今年4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倭國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自去歲7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于抗戰。

　　頃讀倭國政府本月22日關于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

　　并鄭重聲明倭國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倭國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将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内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

　　倭國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

　　前此數年，倭國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内政。

　　今倭國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

　　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産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

　　中國共産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抛棄其組織及宣傳，并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

　　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

　　此亦數年以來，倭國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

　　今者倭國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并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并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倭國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

　　倭國政府11月3日之聲明，已改變1月16日聲明之态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于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當。

　　其尤要者，倭國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内，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于戰後之休養，努力于現代國家之建設。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曆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責任。

　　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倭國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于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同時，吾人對于太平之安甯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系各國一緻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

　　謹引提議，伏祈采納！

　　汪兆銘，豔。

　　豔電發表後，汪精衛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引起了全國民衆的一片聲讨。

　　中共中央指出，國民黨主戰派與主和派開始分裂，汪精衛的骨頭是最軟的，在他身上充滿了奴顔和媚骨，沒有絲毫的民族氣節，号召全國人民開展讨汪運動。

　　在香港的國民黨元老何香凝發表文章，譴責汪精衛認敵為友，連做人的最起碼良心都已喪失。

　　同時，也有不少人認為，汪精衛出逃，是蔣汪聯手導演的一出雙簧戲，他們一個人唱白臉，一個人唱紅臉，一個主戰，一個主和，其實質，都是與日本人套近乎拉關系，隻不過是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

　　為此，老蔣的嘴都氣歪了，大罵道：“娘希匹，汪精衛當漢奸，我跟着背黑鍋，這一次，一定要好好教訓教訓他！”

　　可是，怎樣才能處理好這突如其來的事件呢？

　　蔣介石絞盡腦汁，終于想出了個好計策，我要先給汪精衛以嚴厲警告，然後給他一個台階，讓他體面下來。

　　如果汪精衛能夠這樣，那就再好不過，要是他一意孤行，那就莫怪我不客氣。

　　想到這裡，老蔣臉上露出了一絲冷笑。

　　他已準備了對付汪精衛的兩套方案。

　　1939年的元旦終于到了，山城重慶沒有一絲喜慶的氣氛。

　　就在元旦上午，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蔣介石、林森、張繼、吳稚晖等國民黨中常委出席了會議。

　　會議一緻通過決議：“将汪精衛永遠開除出國民黨，撤銷汪的本兼各職。”

　　就在國民黨開除汪精衛沒多久，蔣介石派陳布雷和外交部長王寵惠再次前往河内，找到汪精衛。

　　陳布雷和王寵惠帶去了蔣介石的口信，隻要汪精衛斷絕與日本人的聯系，一切都好商量，可以暫時先到國外休息一段時間，将來複職沒有問題。

　　這一些，遭到了汪精衛的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