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在成立的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上，年輕的潘武陽當選為委員，他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都達到了高峰。

　　然而，正當此時，一場黨内的政治鬥争使潘武陽的人生從巅峰跌入低谷。

　　1931年，白色恐怖持續籠罩着中國大地。

　　正處在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産黨，在這一年命運多舛，内部矛盾和與共産國際之間的紛争接連不斷。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取得了黨内的領導地位。

　　作為李立三的秘書，潘武陽被從上海調到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當宣傳幹事，這才有了他落難北平的遭遇。

　　由于顧順章的叛變，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寫下自首書後的第三天被蔣介石下令處死。

　　随即，中共軍委幹部胡章原投敵，導緻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羅绮同和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等16人被捕。

　　羅绮同被捕後自首叛變，楊匏安被殺害。

　　緊接着，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敵人自首，緻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屬的許多機關遭到破壞。

　　此時，潘武陽在河北省委負責地下聯絡工作。

　　7月底，潘武陽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頭，因事先不知，黨的地下機構已經被廖化平出賣，他在到達接頭地點時，落入民黨複興社北平特務機關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敵手，這讓潘武陽感到非常意外。

　　然而，讓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變後投靠了複興社，出賣了黨組織，并親自參與了對他的審訊。

　　潘武陽來自于上海的黨中央，又長期在中央主要領導人身邊工作，頗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

　　見廖華平親自審訊自己，潘武陽便設法與他鬥智鬥勇，想否認自己的共黨黨員身份已經不可能，于是，在審訊室裡，他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名共産黨員。

　　潘武陽的被捕，引起了另一名叛徒李渤海的注意。

　　李渤海是北大文科畢業的高材生，曾經任北平地下黨市委書記，1927年10月，他被張作霖的奉系軍閥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糞湯，他招供叛變了。

　　李渤海叛變以後，改名李天才，投靠了張作霖的奉系軍閥。

　　此後，李渤海取得了少帥張學良的信任，被委任為民黨北平市公安局政訓部秘書，惜才的張學良拜這個北京大學的文科高才生為師。

　　李渤海雖然叛變了，并且協助敵人勸降了很多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張學良身邊也做了不少對黨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權力，令警察不強行幹預北平民衆的遊行活動，變相幫助我黨發動的群衆運動。

　　李渤海久聞“大秘書”潘武陽的大名，于是便利用職權，把潘武陽保釋了出來。

　　在李渤海的勸說和複興社特務們的威逼下，對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學問的潘武陽填寫了自首書，然後登報聲明脫黨得以獲釋。

　　報紙上的聲明刊登後，潘武陽被黨組織開除出黨。

　　脫黨後，潘武陽思想極為苦悶，他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為國家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頭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還在鮮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馮庸大學任教。

　　這期間，賞識潘武陽才華的戴笠也曾派人邀他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謝絕。

　　潘武陽的進步行為，引起了新成立的北平特科的注意，特科調查了潘武陽被捕後的表現，認為他雖被脅迫自首，但拒絕供出黨組織，更不跟随特務去指認工作關系，并且繼續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

　　北平特科把潘武陽的表現，給中央特科進行了彙報。

　　中央特科傳達了伍豪首長的指示：

　　“特科與陰險、狡猾的敵人打交道，在不損害黨的利益的原則下，什麼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為黨工作。”

　　此時，新成立的北平特科急需人才，再加上，潘武陽被黨開除出黨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參加特科，北平特科成員周怡，受組織委托去做潘武陽的工作。

　　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交通站的聯絡員，他見到潘武陽後，便開門見山地說明了來意，希望潘武陽加入北平特科。

　　潘武陽在明白了周怡的來意後，内心多少有些遲疑。

　　周怡儒雅潇灑，待人溫和而真誠，同時周怡又如實告訴潘武陽，中央特科對待他的态度，最終化解了潘武陽心中的疑慮和恐懼。

　　潘武陽表示願意重新為黨工作，隻要黨不嫌棄他，還信任他。

　　周怡帶着潘武陽，見到了北平特科負責人吳成方。

　　吳成方認真分析了當時形勢，對潘武陽指出：

　　“北平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滅頂之災，特科成員遭逮捕、殺害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環境遠比過去惡劣得多，各地共産黨人大批被屠殺、關押，你在敵人手裡有案底，再回來工作，風險可能比以前還大，要有心理準備。”

　　對于吳成方擔心的問題，潘武陽已經嚴肅地思考過了。

　　從蘇聯回國後，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殺，幸免于難的也都遠避他處。這個時候逆潮流而動，無疑是冒着生命危險的。

　　但是，潘武陽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執著信仰和對中國共産黨的向往熱愛，他在脫黨兩年多後，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中。

　　重新為黨工作，讓潘武陽從裡到外都變得明朗起來。

　　潘武陽在特科指導下，逐漸改變書生氣，有意識地在待人接物中，培養着自己深藏不露的練達和城府，以适應情報工作的環境。

　　為了保護潘武陽，北平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員楊青林單線與潘武陽聯系，潘武陽獲取的情報，全部經楊青林轉交黨組織。

　　當北平特科得知，戴笠曾經托人找過潘武陽，特科同意他與戴笠拉上了關系。

　　同戴笠聯系上以後，戴笠即邀請潘武陽去南京做客，潘武陽欣然前往。

　　果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武陽進入複興社工作，潘武陽按照特科叮囑，對戴笠說，“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經收留了我，不好這麼快就棄舊就新。”

　　戴笠見留不住潘武陽，隻好約定今後可以合作，互相交換情報。

　　叛變後的李渤海，是東北軍裡非同凡響的人物，他被少帥張學良任命為奉系東北憲兵教練處中校教官等職。

　　潘武陽想要搞軍事情報，少了李渤海肯定是不行的，為此，潘武陽與李渤海保持着密切的關系。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李渤海盡心竭力幫助張學良，在東北建起了情報網絡，得到了張學良的加倍重視和重用，被調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委以北平綏靖公署參事職務。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逐漸傾向中國共産黨的抗日主張，張學良向李渤海詢問共産黨當前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等問題，并向李渤海索取對中共的态度和對策等。

　　李渤海已經脫離共産黨多年，他無法回答張學良的問題。

　　于是，李渤海向潘武陽讨教。

　　潘武陽立即把情況彙報給特科，吳成方意識到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于是指示潘武陽告知李渤海一些黨的情況，并且幫助李渤海給張學良提建議當參謀。

　　在不斷接觸中，李渤海逐漸意識到，潘武陽背後有中共組織的支持，兩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