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張愛玲在天津的快樂生活終止于8歲。

　　母親黃逸梵是1924年撇下家去留洋的。走的時候小煥才4歲，離别時母親的哀傷，她尚有清晰的記憶片斷：“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綠衣綠裙上面釘有抽搐發光的小片子。傭人幾次來催說已經到了時候了，她像是沒聽見，他們不敢開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說：‘嬸嬸，時候不早了。’（我算是過繼給另一房的，所以稱叔叔嬸嬸。）她不理我，隻是哭。她睡在那裡像船艙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綠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無窮盡的颠波悲恸。”

　　母親走後，父親在外面蓄養的一個妾，就堂而皇之搬進了家。

　　姨太太是張廷重尋花問柳時結識的妓女，綽号老八。在她搬進來後公然在家舉辦叫“條子”召妓作陪的宴會。

　　那是小女孩所不能解的風塵場景：“家裡很熱鬧，時常有宴會，叫務子。我躲在簾子背後偷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張沙發上的十六七歲的兩姊妹，打着前劉海，穿着一樣的玉色褲襖，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張愛玲和胡蘭成之間的感情糾葛似乎由這個場景埋下伏筆，直到很多年後痛苦依舊陪伴着這個靈動的小女人。

　　這位姨太太不喜歡小煥的弟弟，也許因為弟弟是将來家産的繼承人。為此她反過來擡舉小煥，每天晚上帶小煥到“起士林”去看跳舞。

　　可惜姨太太用盡心機也融不進這個家，反而給公館帶來了一股戾氣。

　　據張愛玲回憶說：“姨奶奶住在樓下一阃陰暗雜亂的大房裡，我難得進去，立在父親煙炕前背書。姨奶奶也識字，教她自己的一個侄兒讀‘池中魚，遊來遊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張臉常常腫得眼睛都睜不開。”不僅如此，她和和丈夫對毆，用痰盂砸破張廷重的頭。直鬧到張家族人不能容忍，逼她離開。

　　姨太太被攆走後父親把家從天津迂回了上海。

　　本來鐵路局的英文秘書一職就清閑得很，同時堂兄又是交通部總長，張廷重不去上班也沒人說什麼，可他吸食鴉片、又和姨太太對毆，無疑會對堂兄的官聲大有影響。直到1927年1月，張志潭被免去交通部總長之職。

　　大樹沒了，官當然也沒得做，受到刺激的張廷重還真的決定痛改前非，寫信給留洋的妻子說趕走了姨太太，要戒掉鴉片，央求其回國。

　　1928年春，張家舉家來到魔都上海，住進了寶隆花園的一座歐式洋房（今陝西南路），同年母親回國。

　　作為沒有受到系統教育的母親在國外選修的是繪畫專業，四年國外的生活讓這個血脈相連卻陌生異常的母親對生活品質極度挑剔，這個歐式洋房就是張愛玲母親挑選的。

　　從這個時候母親開始關心和幹預她的成長，給她做漂亮的衣服，由于在國外學習的是繪畫，于是教小愛玲繪畫、英語等東西陶冶其情操。

　　回國後的母親對國内的新事物仍然着迷，一回來就訂閱了不少雜志。當時的《小說月報》上登着老舍寫的小說《二馬》。雜志每月寄到了，母親就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小煥就靠在門框上笑，母女倆有會心之樂。

　　這場面很溫暖，以至張愛玲後來在老舍的作品中一直偏愛《二馬》。

　　每天吃飯，父親總是匆匆吃完就走，餘下的時間裡母親便對兩個孩子進行飯後訓話，大緻意思就是小孩受教育最要緊，不要哭等等，偶爾也講兩句營養學。

　　9歲的小烘，這時竟然開始考慮終身的事業，是做畫家呢，還是做音樂家？

　　後來她看了一場關于貧困畫家的電影，大哭一場，死了做畫家的心，決心做一個鋼琴家，因為鋼琴家能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裡演奏。

　　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

　　小煥用的琴，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每天還要用一塊“鹦哥綠”絨布細心擦拭……是母親帶來了這一切充沛之氣。

　　如此兩年後，也就是1930年，黃逸梵又下了決心，要幹預女兒的教育問題了――她要送小煥進新式的學校，讓孩子有本領走進一個新世界。但父親不同意，他不願花錢。兩人為此多次争吵過。現在重提這事，父親還是大鬧不依。

　　母親索性趁父親上樓去休息，拐賣人口一般，拉着小煥的手從後門溜出去，把小煥送進教會辦的黃氏小學。因為先前小煥已有知識基礎，所以一進去就人六年級插班。這一年，她已是10歲了。在報名處填寫入學證時，母親一時躊躇，不知該為女兒填什麼名字，隻覺得“張煥”這兩個字叫起來“嗡嗡”地毫不響亮，于是暫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亂”譯了中文，寫成“愛玲”填上。母親想的是以後再改也不遲。

　　母女倆都沒有料想到“張愛玲”這個一時應急而想出來的名字，日後在中國文學史上将有何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