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

　　鑒于出現的社會危機，宋神宗就任用王安石變法。北宋一共九個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變法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理财措施。理财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但要增加國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的主意，國家又要拿錢，這擺明了就是從有錢人身上動刀子。所以，他這個改革既屬于調整階級關系，也屬于調整統治階級内部的關系。

　　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時，分兩次貸款給農民，收成後加息20%還官，免受高利貸盤剝，增加政府收入。相對于現在來說，20%利息太高了，現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隻能向高利貸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這樣一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句話就把官僚地主搞慘了，這些人想盤剝百姓卻沒法盤剝了。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應服役而不願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錢。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錢，減輕農民差役負擔，保證生産時間。這樣一來，原來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錢的官僚地主，現在不服役就得交錢了。

　　再次，農田水利法。這就不用解釋了吧。

　　複次，方田均稅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戶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農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後，市易法，政府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滞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制了大商人控制市場，有個成語叫囤積居奇，本來是商人的斂财之道，現在等于政府在幹這個事兒了。這有利于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又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購羽絨服二百塊錢一件，免得你積壓倉庫，所以商人都把羽絨服賣給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塊錢賣出，政府掙四百。但如果商人賣，可能賣八百、九百、一千。因此這樣的結果是政府得了錢，老百姓物價也能便宜點兒，商人吃虧了。

　　王安石變法的第二方面，是軍事措施。

　　首先是保甲法。政府把農村住戶組織起來，每十家（後改為五家）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一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閑時練兵，平時種田，戰時編入軍隊抵禦遼夏進攻，減少軍隊開支。這實際上就是民兵，是保衛本鄉本土的，中國最适合這樣的軍隊。因為有人說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于私鬥，怯于公戰。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族打過來了，我躲着。中國人有強烈的鄉土觀念，一出國，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沒有說你中國我也中國的，組織的也是北京同鄉會，不是中國同鄉會，缺乏國家概念。所以民兵非常适合，你保衛的是你媳婦、你家鄉。

　　然後還有将兵法。禁軍駐地固定，然後用固定的将官加以訓練，充實邊防。

　　變法的第三方面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舉，廢明經，設明法。明經就是死記硬背的東西，沒用。整頓太學，使學校成為為變法造輿論、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過變法，一定程度地扭轉了社會危機。可惜最後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危害百姓。更主要的原因是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小時候砸缸的那個司馬光當政，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廢除了。

　　用人不當，變法失敗

　　王安石變法為什麼用人不當？

　　王安石幹這事兒壓力很大呀。因為中國一直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規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是頂着雷變法。他明确表示，變法是本着這麼一個原則――“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變不足畏”，因為你王安石變法，你看地震了，7.9級，屬于天變。王安石說，我不相信，我接着變，你給我弄個8.3級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談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們越埋怨證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這三條宗旨，往好聽裡說是大無畏，一往無前，往難聽裡說就是這老哥太愣了。一個人應該常懷敬畏之心，孔聖人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王安石誰都不怕，天、祖宗、同僚，沒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極端。這就奠定了用人不當的基礎。

　　很多人并不見得贊成新法，但是因為王相公堅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裝支持。我為了求官假裝贊同新法，因為那時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我一下子就當官了。當官後，我把這新法作為斂财的手段。明明青苗法應該是收20%的利息吧，我收30%。“提舉使複以多散為功。”應該是老百姓需要借錢，我才借給他們，現在是我逼着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還不上，富戶為窮人作擔保。你們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給所有的農民作擔保，還不上我找你要。最後村裡不但農民跑幹淨了，連地主都跑了。

　　孔聖人曾經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謂士農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裡說：“商人重利輕别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人家不輕别離沒法養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輕别離，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這個。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麼能治國呢？

　　中國古代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官不與民争利。你當官了，不能做買賣跟老百姓争利。其實今天很多國家都是這樣，我當了市長，我們家人要開公司，你能競争得過我嗎？你一點兒轍都沒有。所以官不能幹這個，不能與民争利。而王安石幹的這些事就是與民争利，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那些地主難道不算民？你這就算與民争利了。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擊他的口實。很多保守派講王安石變法有種種弊端，并不是人家憑空編的，确實存在這些問題。

　　王安石變法之後，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黨和舊黨。新黨上來就打壓舊黨，舊黨上來打新黨，黨同伐異。這樣的結果使得北宋大臣間的黨争越來越激烈，也是造成後來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寫入奸臣傳的。曆史對他的評價不是很高，天下騷然，黨同伐異，黨争勢如水火。原來朝廷的矛盾沒這麼厲害，現在一下子各種矛盾都被王安石激發出來。所以他的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甚至有人說北宋滅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