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完成了統一大業，恢複了漢室的統治。由于連年征戰，使光武帝對戰争産生了厭惡之心，而且他也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戰禍，财物耗盡，天下太平是衆心所向。因此，在隴中蜀地（今甘肅東西及四川部分地區）平定之後，光武帝決定緻力于發展社會經濟，安撫周邊少數民族。為了鞏固新建的東漢封建政權，光武汲取曆史的經驗教訓，先後采取了一系列加強皇權和緩和階級矛盾的政策措施。

　　光武以優待功臣貴戚為名，賜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祿，而摘除其軍政大權。光武鑒于西漢前期三公權重、權柄下移，雖設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權歸之于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台。尚書台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尚書仆射一人，六曹尚書各一人，秩皆為六百石，分掌各項政務。以下設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書台直接禀陳皇帝，由皇帝裁決。從此，“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公）府”；“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但是到了東漢後期，有權勢的大臣多加“錄尚書事”的職銜，從而權柄再度下移，尚書台又蛻變為權臣專政的工具。

　　劉秀認為“天地之性為人貴”，新莽末年，群雄并起，劉秀能使天下歸心，他的人為貴思想起了不小作用。他不妄殺生靈。更始元年十月(公元23年)，他奉劉玄之命，持節巡行河北。進至邯鄲時，已故趙缪王的兒子劉林勸劉秀說：“赤眉軍現在河東地區，隻要決開黃河大堤放水淹灌，百萬之衆的赤眉軍就可成為水中之魚。”劉秀沒有同意，保全了百萬生靈。他善待降卒。更始二年秋，劉秀軍大破銅馬軍之後，劉秀非但沒有殺投降的銅馬軍的一兵一卒，反倒封他們的首領為列侯。投降的人還是不放心，劉秀就命令他們各自回本營統領軍隊，而自己輕裝簡從巡行各部陣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談：“蕭王待人以誠、推心置腹，我們哪能不以死效力呢！”從此都心悅誠服了。劉秀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給各個将領，于是部衆多達幾十萬，所以關西一帶稱劉秀為“銅馬帝”。他不計私怨，崇尚“人道”。更始帝劉玄曾親自下令殺死了劉秀的大哥劉，其仇可謂大矣。可當更始帝兵敗逃亡之時，他卻頒布了一道令常人無法理解的诏書，诏告天下說：“更始兵敗棄城逃走，妻子兒女衣不遮體，遊離失所在路途。朕很憐憫他們。現封更始為淮陽王。吏民如有敢傷害他的，罪過如同大逆。”後來，劉玄被赤眉軍将領謝祿絞殺。劉秀聽了很悲傷，诏大司徒鄧禹葬之于霸陵，同時将劉玄的三個兒子均封為侯。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劉秀下诏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條奏并有四百餘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同時，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職，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訓練時的都試，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但是，到了東漢後期，州牧刺史逐漸權重，兼有軍政财大權，地方兵力又逐漸興起。

　　光武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後，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後來又封孔子後裔孔志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對儒家今文學派制造的谶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早在東漢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孫述等人利用谶書作為其承受天命的依據，指使他過去的同學強華僞造了一個叫做“赤伏符”的谶語“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表示他繼承了西漢的火德，是“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的真命天子。東漢統一全國後，更“宣布圖谶于天下”，把谶緯迷信尊為“内學”，作為其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學神學的同時，光武鑒于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于王莽代漢時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于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企圖養成重名節的社會風氣，為鞏固東漢封建統治服務。

　　另外，光武帝還注意民生，與民休息。自西漢後期以來，農民之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為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一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诏釋放奴婢，并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诏令免奴婢為庶人的範圍，主要是王莽代漢期間吏民被非法沒收為奴的，或因貧困嫁妻賣子被賣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饑荒或戰亂被賣為奴婢的；在戰亂中被掠為人下妻的。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诏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光武鑒于西漢後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即位以後，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以為地方官吏；并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因而經過整頓之後，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故《後漢書・循吏傳》有“内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後，生産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光武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複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賦制。其次是省刑法。再次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未嘗複言軍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東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複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統治期間，東漢的農業、手工業都得到了大大發展。鐵制農具的改進、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廣泛修建，使生産技術大大提高；冶鐵技術的改進，使鐵的産量大為增加；精美的銅器、漆器、絲織品反映出高超的手工業工藝；通都大邑商業繁榮，商人的足迹遠至西域和國外。經過幾十年的經營，東漢出現了經濟繁榮的景象，曆史上稱之為“光武中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