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二年,自沈潅上台,成為内閣首輔,内閣開始在北方各省持續的進行人員調整,大量擁有基層行政經驗的官員被提拔了起來,同時開始在北方各省推廣保甲制,并對徭役進行了整頓和改革。
正月,内閣出台《徭役法案》,規定徭役的征調隻限于百裡之内,出工至多不得超過二十天。,超過百裡距離的徭役,建設項目必須申報朝廷進行審批,避免百姓長途跋涉之苦。
徭役通常要百姓長途跋涉,所以說明王朝盡管農業稅不高,但是徭役卻是比較重,這也是那麼多百姓隐匿戶籍的原因。
同時還規定,百姓原則上都必須赴役,但實在抽不開身的,也可以交錢不去,但是折錢卻提高到了每日二十文。地方官府拿到錢,必須再另行雇工補上缺額。
徭役制度之所以崩潰,主要是百姓交了錢就可以不去,而且有的地方隻要交個二三十文錢就可以不去了。有人這麼幹了,其他老百姓看了也就不平衡了,他們交這麼點錢就能不去,那咱們為什麼不交點錢不去?
那麼點錢,官府拿到之後又能做成什麼事情?最後這些錢大多不都是被貪污了。在沒有官方徭役組織百姓修繕水利的情況下,北方各省的水利自然就越來越差,抛荒的土地也就越來越多了。
現在都必須要去,不去的話,能交得起那麼多錢,自然都可以不去。二十文錢一天的折算,官府也能雇得起工人。
最後一條就是規定。百姓徭役過程中出現工傷、死亡事故。官府也必須給予賠償。所需錢糧。從田賦中支取。
此次内閣出台《徭役法案》,就是針對當前的問題進行的改革。
内閣接着又改革了官員考核标準,将水利修繕、保甲推廣力度納入主要的考核項目。此時北方的本質問題就是水利年久失修,能把地方水利修好,能推行保甲防範匪盜的官員就是有用之才。
同時還改革了京查,從原本六年一查變為三年。每逢巳、亥、寅、申之年京查一次,新增的寅申京查為小查,原本的巳亥京查為大查。小查即地方上有功績的官員。先記錄在案,一般不進行職務調動,避免流官現象太過嚴重,導緻地方行政反複無常。而有過官員則進行撤職。巳亥大查,則是對庸碌無為的官員進行撤職外,還将對有功官員進行提拔。
明代京查放在巳亥之年,是比較有深意的。因為巳亥相沖,為驿馬之年。如果一個人的八字中,四個生肖中有其中一個生肖,那麼碰上另外一個就會相沖。沖動則意味着變動。
寅申同樣也是驿馬年,與巳亥同為‘四長生’。是為木長生于寅,火長生于巳,金長生于申,水長生于亥。
巳亥相沖、寅申相沖,沖則動。
命理中的規律就是,碰上相沖之年,一般都會産生一些變動,例如出遠門、搬家,同樣也包括官場的升降變動。
在這種動蕩之年進行京查,運氣衰的官員絕對是倒了血黴。但過去隻有‘巳、亥’京查,有些官員的八字裡沒有巳、亥,京查對他們的沖動力度并不大。可是内閣突然搞出一個‘寅、申’京查,頓時讓一些官員叫苦不疊,同時也讓一些官員興奮不已。
這些官員多少也懂得一些命理,自然知道‘寅申’京查的威力,有些運氣衰的官員,自然是感覺完蛋了。而那些碰上寅申之年運氣不錯的官員,自然是十分高興,隻要努力做點政績,到時候升官可能性極大。
小查和大查的區分,更多是對地方行政的一把手設立的制度,中國自古以來便是‘流官制’國家,這種制度有一定好處,但同樣也有惡劣的地方。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同樣也是流官制。流官制的惡劣之處,二十一世紀同樣也普遍存在。例如這個領導主政地方的時候,都會提出一個大大的口号和目标,從而以求做出政績。結果政策實施下去不到幾年,這個領導調走了,換了一個領導上來。結果新領導一上台就把過去的政策給否定了,又提出了另一種發展策略。
結果折騰來折騰去,搞出很多虎頭蛇尾的玩意,簡直勞民傷财。
新的京查制度盡管是三年一次,但是地方一把手隻要做得不錯,一般都将會幹滿六年再行升遷,避免流官過于嚴重。
沈潅的改革得到了朱由校的大力支持,這天沈潅将第一批官場人員的變動名單呈交給了朱由校。
名單中,北方各省不作為的主政官員幾乎被撤了大半,也不是削職,而是被調到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職務上。同時提拔起來的官員,幾乎全是有基層行政經驗的縣令。
這樣的名單放在朱由校面前,朱由校見變動較大,于是讓錦衣衛和東廠分别去核實了一部分。
魏忠賢過了幾天就彙報稱,“皇上,奴婢讓東廠查了一下,沈首輔的名單中,并未發現有什麼問題。”
魏忠賢和沈潅關系不錯,朱由校自然也不會聽信一面之詞。田爾耕那邊的彙報就慢了五六天,顯然做了更為深入的調查。
“啟禀陛下,微臣派人調查之後。那些調職的地方官員,基本上都是沒什麼作為的。而沈首輔提拔的基層縣令,在地方上大多頗有名望,受地方百姓稱贊。”田爾耕上報道。
“好,辛苦愛卿了。”朱由校得到錦衣衛的調查結果,頓時放心了下來。确定沈潅不是在通過官員的升降來結黨營私,朱由校于是立即通過了沈潅的這份人事調動名單。
明末的官場盡管貪腐嚴重,但也不是沒有願意為百姓做事的官員。任何時期,都會有一群想要為老百姓做點實事的官員,這種情懷是一些官員天生就有的,這涉及到性格問題。盡管這些官員,很可能也貪污,但是他們存在于這種貪腐嚴重的大環境中,要徹底幹淨那自然是不可能,隻是他們同樣也對地方管理比較上心。
另外這個時期畢竟是儒家文化流行的時代,儒家文人盡管出了不少書讀得太多,變成反動派的。但也有不少文官,還是有一定的休養和情懷的。
要想發現這些官員也很簡單,到地方上找老百姓聊聊天就行了。對于那些基層官員來說,顯然不可能像李三才那樣欺世盜名,因為沒那個資本。他們在地上亂搞就必然會有民怨,而為老百姓辦了實事,也必然會有一定的好名聲。
這些身上正能量為主的官員提拔上去,效果絕對是立竿見影的。正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碰上一個認真做事的上官,下面的官員也不敢糊弄了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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