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崇祯十一年似乎如同曆史上的類似年份一樣，雖然海外接連不斷的傳來捷報，然而關内北方地區的災害卻在逐年擴大之中，河北、河南、山東、江蘇等地也開始受到波及。曆史上在這一年還有崇祯十二年的大旱之後，整個明朝的曆史格局也開始走向了一個轉折點。這一年蕭軒不得不減免北方不少地方的農、商稅收，并且投入了上千萬兩财政用于救災，還向江東等地轉移了不少人口，加上革命軍主力和很多新編的動員部隊已經調入中亞和歐陸就地獲取給養，後方供應需求不及以前那樣大，整個國内的天災才沒有帶來太大的影響。
與此相應的，财政收入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也因為天災在某種程度上略略下降，從折合五六千萬石米價降低到了折合四千萬石頭米價，加上之前數年的動蕩帶來的人口減少、宗族勢力和利益集團清洗，這才讓曆史上原本的大災之年似乎如同尋常年景一樣的渡過。不出所料的，為了填補國内從文教選拔到工商扶植在内的的各種财政缺口，又不得不透支了兩千多萬兩的債務乃至國庫。
這一切似乎都讓蕭軒有一種感覺：在一個甲子的時間之内讓整個東方邁入相當于十九世紀後期那樣的工業文明時代是不是一個過于不切實際的目标？隻有真正執掌一個國家乃至負責很多事情的時候才能深切的感受到盡管進步到晚明的東方距離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文明還有多大的距離。
臨近新年的時候，持續了很長時間都毫無突破進展的“路線圖計劃”終于傳來了佳音，在中央學院附屬第四工廠内連續一年多時間不計代價的測試和投入之下，特别是這個時候不少東西方相關行業的骨幹也投入到了中央學院附屬工廠的建設，讓很多領域都終于開始有了一些成果。特别是二百多年以來西方在水力與機械方面的技術積累在得到了大量專門用于研究與測試的人力和物力之後，在臨近崇祯十二年新年的時候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水力織布機和珍妮機終于相繼開發出來，相關團隊技術人員到組織者都獲得了總共價值二百萬兩銀子上下的賞賜以及持續十年兩分貨物銷售額分成的專利權。
蕭軒似乎聽說過蒸汽時代早期過度的專利保護制度對于推廣的損害，因此也就以政府财政為基礎同專利收益共同分擔獎勵成本，并且在專利費的規模和年限上也沒有太過苛刻的要求。即便是諸如水力織布機與提高數倍效率的紡紗機這樣的機械也不過是僅僅十年左右的專利收費，而且費用的規模也控制在了百分之二左右的層次上。
當然，這在很的程度上也是巨額的利益，讓整個團隊明顯獲得了超過了實驗開發投入成本幾倍之多的利益。在蕭軒的組織與倡導之下，首先是英雄外城的一些商戶首先在新機械領域方面推廣開來。
原因也很簡單，智商并不算差的一些人顯然能夠意識到：這些能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産效率的機械固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帶來更多的利益，可也會在很大程度上讓一些普通民衆的利益難以為繼。
似然在這個時候很多人都已經大緻從一些刊物乃至新學書籍中了解到了蕭軒在很多方面的大緻思路，但終究還是有人大膽的利用一些公開在南京一帶出版發行的刊物上公開進言道：“從造紙到印刷、從活字到高爐，從機械驅動的織布機到新式的紡紗機械，這些固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人力成本，給有産業的人乃至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然而，消費市場卻是有限的，這些機械做為英雄外城乃至南京一帶的專門工場的實驗試點尚可，而如果大規模推廣，必然帶來民間織戶的破産，是更有利于真正意義上的與民争利---這裡的民還并非是富戶或豪紳，乃至最底層的庶民百姓。。。”
自從沒有内外朝乃至禦史台乃至整個明朝以前的那一整套官僚體系，很多上情下達除了内部的奏報之外就是廣泛出版的各種刊物了。這些刊物的銷售對象有些是專門局限于中央莊園内部，也有些範圍擴大到整個南京城乃至英雄外城，還有一些則是沒有任何買方限制的。通過這些輿論之間的輪戰交鋒，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增強信息渠道乃至恢複外朝和禦史台的作用。
雖然不少心懷不滿的舊官僚與文人曾經數年以來遭遇到不少的整肅，但這些整肅總體而言同清代的文字獄卻不在一個層次上，讓很多人不敢以站在官方對立面的角度上冷朝熱諷或者敵對對抗，卻也逐漸接受了這一另一種上情下達乃至上下交流的方式。
很多時候，蕭軒的回應因為擔心自己的聲音造成“一錘定音終止讨論”的效果，或者在一些讨論之中犯了錯導緻的尴尬，不少回應的人也是由暗中安排的中央學院的學生們來負責，從公開意義上說沒有人知道哪些人是“禦用喉舌”當然如果是稍有經驗的人還是可以從一些發表者的署名和語氣中大緻了解什麼樣兒的讨論或論戰恢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聖意。
不過這一次，卻似乎很難判斷相關的回應究竟哪些是出于聖意了。
有人回應到“當年乃至現在不少地方北方一代旱災蝗災，赤地千裡，人民到了自身存活面臨嚴重危機的地步。當年不少舊豪強們在民間巧取豪奪，乃至迫使人們在饑荒邊緣掙紮，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不仁，僅僅是買賣經營上的問題，如果真的因為本錢弱小又不原因引入新的機械轉變生産方式，那麼被淘汰也是理所應當。僅僅是沒有工做或者在市場競争中失利還可以去讨飯或者回家種地，或者另尋其他營生。為了迎合而迎合，最終也隻會阻礙技術的推廣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