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歐洲西部近三萬裡之外的南京，蕭軒接見了從奧斯曼前來見面的使者，當然還有以前從來不沒有正經表達過藩屬國态度的東瀛等國，在崇祯九年的春天，一統前來朝貢的還有很多中華文化圈曾經的小國，當然還有以前并不屬于藩屬範圍的莫卧爾等帝國。
為了引起“此時的明朝同以前沒有什麼兩樣”的誤判，這一次朝貢的規模并沒有怎樣的操辦，不過蕭軒還是親自見了這些前來進行朝貢貿易的使臣，在談話中這些錢來的使者明顯感覺到：這似乎不是那個把禮儀看的很重，并且談話中很多套話的大國了，似乎從用語的方式乃至言談的态度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此時的蕭軒其實并不太過在意自己給這些前來的使者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帶來的反應是什麼，因此也就坦然的說道：“其實，在我剛剛登基不久的時候，特别是在挫敗了北方的大敵滿洲人之後卻是有如果當年成吉思汗的理想那樣征服全天之下太陽所能照耀到的地方，剛剛一統天下的時候，這種決心就更大。不過當遠征之時中原九州發生的一系列動蕩之後也開始讓我明白了為什麼在近兩千年前來的中原王朝，其實也包括當年蒙元的忽必烈政權在内，都沒有将疆域擴充的明顯的比當年的漢武帝時代更大一些。每一個帝國的疆界，都是有其極限範圍的。這不僅僅在意文明和人口不同，也在于如果要管轄方圓萬裡之内的衆多族群也就必然需要一個規模不小的武人集團。或許在我這一帶，擁有足夠的手段與威望來如同當年的成吉思汗那樣保持帝國的相對統一，可是當我百年之後，那時候數千裡之外的将軍們還有當地駐軍乃至那些駐軍的廣大下層，并不是如同我締造出來的軍隊一樣由我選拔上來，又憑什麼終于我呢？一個君王的統治若要長治久安，并不在于打下多大的疆界、版圖有多廣闊，而在于治下的人民能不能迎來一個處處有公平的太平盛世。内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遠遠強于外功。這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矛盾的，不要說是上層的富貴之人，就是下層的平民百姓，如果日子舒服了，自然也就不願意承擔戰争的風險。因此說：我們中華民族必然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這并不是一種韬光養晦或者面子上的空話。如果認真的翻一翻史書的話，即便是當年的漢朝，或者唐朝，他們的對外戰争或者邊功又何嘗不是因為外族首先進行的邊境挑釁所進行的一種自衛還擊呢？如果有條件，一個中原王朝的帝王其實隻需要五萬或者頂多七八萬還算像樣的正規軍，足夠鎮壓民間的反叛就夠了，就已經足夠了。邊軍集團也不過是處于戰略安全上的某種自衛。。。”
這個時候蕭軒當然也主意道了一些似乎不屑的目光，因此同樣毫不諱言的說道：“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對此并不以為然，認為我的這番話，不過是因為遠在泰西的大軍遇到了困難，内戰剛剛平息外部的平亂又陷入危機，因此才有這樣一番表态罷了。但是我想說的是：基督徒文明圈是與你們完全不同的勢力文明，他們對包括我們在内的其他各個文明長遠的威脅很大。如果不在現在盡早的發動遠征遏制住他們，或許少則幾十年多則百年之後就很難有這個機會了。在坐的各位出身都是雖有一些變亂，但在多數時候還限度國泰民安更重視内部生存的君主國，可是基督文明則完全不是如此。他們并不是僅僅因為武人當權相互競争而強盛一時，還擁有全天下最有有利的田地、礦區、乃至地理上的廣闊擴張空間，更有一顆真正遠大的理想。。。或者說野心。因此為了整個文明長遠的安全，即便這個跨越兩三萬裡“邊功”對我本人及其政權來說危害極大、負擔極大，也一定要因此冒這個險。。。”
聽到這樣的話，穆拉德四世派遣而來的使者不由的附和道：“大明皇帝陛下所言及是。或許是距離太遠的緣故，可能許多人對那些泰西人沒有深刻的了解，我們卻同他們打了數百年的交道了。那些人擁有精良的铠甲和火器制造技術，還很會壓榨百姓并拉高普通民衆和武人之間的地位并以此獲得強盛的武力，物産金銀還極為豐富，更擅造船。當年的時候我們還不曾感覺到這種壓力，可是最近幾十年以來則完全不同。要不是此時的泰西還曾經限于紛争與戰亂之中，能用于對外的兵力有限，那我們恐怕早就已經被迫東遷了。。。”見到蕭軒如此坦然，前來的奧斯曼穆德拉四世的使者也就不介意多說幾句逢迎的話。
其他很多南亞乃至東南半島或者朝鮮日本一帶的使者對此更多隻是禮貌性的附和，同時此時不少人也已經陷入了思考之中，如果這個東方大國似乎已經今非昔比，不知道這位好戰的君主會不會在平定泰西方面牽扯的部分精力。
這是，幕府的一位使者突然說道：“承皇帝陛下天威，最近有不少泰西的船隊或許是因為老家淪陷了，紛紛東遷給各國帶來不小的威脅，還望相助啊。。。”
聽到這樣的話，不少其他使臣也都開始紛紛附和起來，對此蕭軒也當然了解一些情況。在以前的時候，從巴達維亞到馬尼亞，從荷蘭到西班牙在遠東的武裝力量其實隻不過是一些武裝商船性質的海上力量加上總共不超過萬人的武裝力量，可能還沒有北方貝加爾湖一帶的哥薩克獵人要多，然而自從幾年前泰西大變局以來，從莫卧爾帝國南部到東南一帶的西洋海上力量猛增，兵力增加都幾萬之多，已經成為了番邦各國的一個重大威脅。
對此，蕭軒先是沉默了片刻，随後，看向不遠處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