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陛下。”曾紀澤認可了華皇的說法。

　　萌總裁微微一笑，本來，以他和曾紀澤兩個人的年紀和閱曆，應該是曾紀澤向自己說教的。

　　不過，做皇帝的人，就是有這麼點困擾，很難再有人指導自己去怎麼做了。

　　即便是古代帝王的帝師們，皇帝的帝師，通常都是有兩把刷子的，但是再厲害的帝師，也難得教出厲害的皇帝來，因為，皇帝本來就不是一個可以靠人教出來的職業。

　　帝王需要天賦，需要自己去感悟，甚至普通人也是這樣，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主要還是靠自己自學。

　　所以，這才是這麼多人為什麼這麼推崇曾國藩的原因所在吧？

　　華皇和曾紀澤從曾國藩的事情上，聊到了華國的改革。

　　以統治者的角度來看，曾國藩這樣的人，當然是越多越好，嚴于律己，同時能夠寬以待人，當然，這裡主要指的是下屬和同僚，而不是老百姓，對老百姓來說，曾剃頭是劊子手，這一點，自然是華皇對曾國藩有所保留的部分。

　　所以，華皇頂多是默許将曾國藩的書出版，并放入教材，作為課外讀物，卻不會大張旗鼓的号召全國去學習曾國藩。

　　在接受歐洲批判文學的基礎上，曾國藩的家書和日記，是華皇認為，在十九世紀末，華國當下環境中，非常好的遏制全盤被西方思想左右的好書。

　　華皇認為，洋務運動是促進中國近代曆史進步的一個階段，主要體現洋務運動上。

　　華國現在仍然是在洋務運動的階段，隻是内核變了，不再是封建政府，而是一個全新的，開明的資産階級主導的政府體制了。

　　清廷當時大興洋務，先提出“自強”以後标榜“求富”創辦了一系列近代企業，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總局等等，這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運動過後的“實業救國”思潮不能說與這段時期沒有關系。

　　這和華國的現行政策是持續連接在一起的，所以，曾國藩的思想要保留，李鴻章繼續被華皇留用，這些都是華皇在推翻了滿清統治之後，如何維護這個時代的讀書人的具體體現。

　　華皇的改革是真正意義上的一種改革，是溫和的。

　　同時洋務運動種的近代企業雖然管理不屬于規範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但是也從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國無産階級的出現。

　　如果還是清廷統治的話，洋務運動永遠不會有出路，因為洋務運動實際上是慈禧太後、恭親王的自我吹捧。

　　太平天國之後，清政府收拾戰亂之後的爛攤子，因為富庶的江南十幾年不能正常交稅更顯得困窘，恭親王等引進國外技術，希望用西方技術和企業挽救清王朝，在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榮，于是就人宣揚“同治中興”。

　　洋務運動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堅炮利”，一方面抵禦外國侵略，更重要的是鎮壓國内的人民運動。

　　到了後來也辦民用工業，總體上是官辦工業配套和為官員們斂财的。

　　明治維新本質是一場革命。

　　從清廷到華國隻是一場的改革。

　　在華皇手中，幾乎沒有怎麼死人，但是發展速度是空前的。

　　華皇是普普通通的穿越巨，沒有玄幻的金手指，華皇所做的每一步，都需要腳踏實地，絕不能出錯。

　　明治維新以軍事變革為前提（倒幕運動），政治（建立明治政府）經濟（維新）變革随之。

　　在這場革命中完成由封建社會轉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産階級變革”。

　　明治維新通過暴力革命掃除了一切障礙，而華國是自發圖強。

　　滿清的洋務運動，其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

　　對清朝來講，一方面曆史包袱嚴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養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階層沒有掃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

　　洋務運動的失敗有必然性，但是，明治維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華皇并不認為明治維新的一套有多麼的高明，很幸運的是，這個小小島國是放在亞洲，放在腐朽的清王朝邊上，如果把日本放到英國，法國，德國身邊去，兩下被拍成灰。

　　即便是将日本放到處于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轉型期的沙俄身邊去，日本也照樣被拍成灰。

　　日本殖産興業的基本路線是政府扶持民間資本，鼓勵私有資本自由競争，其初始官營企業迅速私有化，具有國際競争力的私人企業集團迅速壯大。

　　滿清的洋務運動則始終沒有走出“官督商辦、政權壟斷、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死胡同，民間私人資本始終沒有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主體，私人資本的競争力完全無從談起。

　　日本很快放棄“尊王攘夷”的治國哲學，轉向“全面開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國上下奮起學習西方先進科技。

　　“以海外開明之治為範，唯一途，乃棄己之短，取彼之長，破陋習，變古格”（大久保利通說的這句話）。

　　而清廷則頑固死守天朝大國虛榮，極力排斥西方先進思維和制度。

　　“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及”。

　　長期陷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争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連“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諸行動。

　　所以，華皇的觀點中，曾國藩的思想有可取之處，但是曾國藩當初是滿清手上幹活的，沒有基礎，而且，要靠地主階級來主導這麼龐大的改革，也屬于天方夜譚，一絲一毫成功的可能性也沒有，即便是原本的曆史中，後面發生了戊戌變法。

　　在華皇看來，戊戌變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袁世凱帶人做掉了慈禧太後，結局同樣無法改變，因為地主階級無法執掌華國這麼龐大的國家轉型，後面的曆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軍閥割據其實是地主階級的産物，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産物。

　　戊戌變法要是成了的話，極可能僅僅是北洋的提早到來。

　　晚清最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不是是否學習西方進行變法，對于這一點，實際上從上到下都是有共識的，問題僅僅是漸進還是立改。

　　康有為實際上隻是試圖變法者中的一員，他和皇帝找到了一些共識，但他絕非是代表變法的人物，更絕非唯一想用西方政制來變法的人物。

　　洋務運動也并非毫無成效，清末的地方基本擁有了現代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職能，尤其是警察，衛生和簡單的議政體系，順利轉型為新型國家，至少從行政形态上沒有問題。

　　内核是政治基礎，這和房子從四合院變成樓房與否的關系不大。

　　在國家層面看待問題，主要是看内在，看核心基礎。

　　華皇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側重國家社會主義，這一點，和俾斯麥推行的現行政策差别不大。

　　俾斯麥的政策，也可以稱之為國家社會一主義。

　　都屬于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俾斯麥确實有才幹。

　　唯一不同的是，俾斯麥再強，也隻是二把手，華皇是華國鐵打的一把手，隻要華皇不死，華國的領導層就是最穩健的。

　　從太平天國戰争結束以後，新型社會的建設就是各個階層共同努力的目标。

　　從民間一直深入到縣的新型社會組織，新型的慈善，新型出版事業，新型的經濟實體，新的金融和經濟手段，到警察局、醫院、學校、郵局甚至廁所，乃至于各個政府機關逐漸的現代化，新型社會其實一直在發展，雖然它的成效不高，但确确實實已經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底層結構。

　　華皇現在的華國則不同，不但是所有的機構都弄起來了，建築都起來了，鐵路都貫通了，最關鍵的是，政府是全新的政府，雖然還需要時間完善，但是華國已經穩定，所有的人，都已經适應了這種體制！

　　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快就發生了變化，等到清廷自然倒閉以後，看病去醫院，抓賊找警察已經成為共識，華國老百姓接受事物的能力，從來都不差，這些在19世紀60年代，哪怕是最開明的精英也沒有這種習慣。

　　從這一點而言，原本曆史中的滿清的社會轉型其實是非常成功的。

　　但清廷最大的問題在于太平天國之後地方普遍的軍事化，從唐代開始，如何防藩鎮就是政權的基本命題，公允的說，大清國的成績是曆代王朝中最好的，也是曆代王朝中最糟糕的，确實是成也八旗、敗也八旗，八旗的特殊性導緻他們無法地方化，盡管這種傾向在大清一直存在，但地方化往往就意味着八旗失去戰鬥力。

　　因為八旗實質上就是職業軍人，而團練武裝恰恰相反，一旦建立，實際上無論是在家鄉還是在其他地方，都再也不可能離開地方政治，越不像職業軍隊，往往就越強大。

　　大清在太平天國戰争中已經失去了八旗，其命運已經無法扭轉了。

　　到最後，無論地方督撫的動機是什麼，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全國政局不再是用什麼聲音說話的問題了，槍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權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與政見有直接的聯系。

　　很多人所謂“曾李不自立”問題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因為此時下到一個鄉村，上到一省，軍事化已經導緻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槍杆子出政權其實在清代最後幾十年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共識，無論誰去改革，怎麼改革，最後都隻能被各種軍事實力派所綁架。

　　對于一個急于改革的國家而言，這成為緻命的缺陷。

　　華皇認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圖強，本質上都沒法扭轉這一點！

　　因為代表的是階級，是群體，不是一個實權者個人能夠左右整個階級的。

　　這個問題其實在明治維新之後也同樣存在，但它在中日兩國的表現卻很不一樣，在日本，軍人至少被驅逐出了地方事務，而在中國，軍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說清末，無論你是什麼派，說到底都是一個個軍頭的附庸而已。

　　任何軍閥社會都會很快陷入政治和社會的嚴重脫節，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謂的改革都會迅速無效化，假如槍杆子出政權的邏輯無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話。

　　其實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清廷唯一的問題就是軍閥問題，這不隻是幾個軍頭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國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