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開明人丁旺

　　明清時期，統治者調整生産關系，鼓勵生産，經濟繼續發展，一直到鴉片戰争爆發。1840年，中國的國民生産總值不是高于英國就是跟英國持平，反正絕不比它差。

　　乾隆五十年時（1785年），中國的國民生産總值占世界的32%，歐洲占22%，中國一國的國民生産總值比歐洲11個主要國家的總和還高10個百分點。那時全世界人口超過五十萬的城市，隻有十個，六個在中國：北京、南京、揚州、廣州、蘇州、杭州；亞洲還有日本東京，當時叫江戶，印度的馬德拉斯；歐洲就是倫敦、巴黎。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是世界之最，農民富裕程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形成這種情況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統治者調整生産關系。

　　明朝内閣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将原來的田賦、徭役、雜稅并為一條，折成銀兩，把從前按戶丁征收的役銀分攤在田畝上，按人丁和田畝的多寡來分擔。兩稅法按人丁征稅征的是個人所得稅，是你的财産，這個征的是役銀。就是說，你本來應該去服徭役，現在你不去，按規定你可以納銀代役。服徭役是按人丁服，但是現在這個役銀也分攤在田畝上了，這表示人丁在稅收當中的作用就越來越下降，資産在其中的作用越來越上升。役銀按照人丁和田畝來分擔，這叫一條鞭法。它的作用是賦役征銀，适應了商品經濟發展，促進了農産品的商品化。地裡長不出銀子來，你得把農産品賣了，有了銅錢，到銀莊兌換成白銀。這樣一來，把農民推向市場，你必須跟市場發生聯系。納銀代役，保證農民生産時間，減輕農民負擔。農民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這個跟兩稅法的意思是一樣的。

　　到康熙帝時，宣布原來明朝藩王的土地歸現在的耕種人所有，叫做更名田，這就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民失去土地是因為土地兼并，在明朝，藩王們最能兼并土地。朱元璋本人就弄出了25個兒子，這25個兒子，每個人再來上七八個兒子，這七八個兒子再弄上七八個兒子，你算算多少個？到了明朝末年，朱氏皇族有好幾十萬人。明朝基本上隻要皇子就封王，那得有多少個王爺？趕上“太平天國”了，王都封濫了。

　　清朝吸取了明朝濫封的教訓，除了開國的八家“鐵帽子王”之外，後來隻有雍正爺封怡親王是鐵帽子王，清末封恭王、醇王、慶王仨鐵帽子王，一共就十二家王爺是不降爵的，世襲罔替。别的王爺都是逐級下降，你是親王，你的兒子就是郡王，你孫子就是貝勒，曾孫就是貝子。親王降到鎮國公，郡王降到輔國公，到輔國公就不再往下降了，往下世襲就是世襲輔國公，輔國公跟王爺的級别可就差得太遠了。你是王爺住在王府，等你不是王爺的時候，你得從王府搬出來，自己找地兒住去，四居室改筒子樓了。

　　一般來講，清朝一個皇帝在位的時候，王爺沒多少，十幾個了不起了。清朝王爺待在北京城裡不許出去，圈死在北京，所以清朝的王府全在北京，像什麼鄭王府、豫王府之類。明朝王府全在外地，朱氏子孫在外地待着置産業，兼并農民的土地。比如明神宗萬曆皇帝本身就貪财，在皇宮裡挖了一個大坑埋銀子。他把最寵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封到洛陽，一次就賜給他四百萬畝土地。朱常洵跟他爸爸一樣，最後變成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李自成打洛陽的時候，洛陽的守将跟朱常洵說，現在闖賊圍攻洛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你有那麼多錢，估計上億兩銀子的财産，能不能拿出點兒錢來犒賞将士？将士們好跟闖賊玩命。朱常洵說，我們家沒錢，窮着呢！就有點兒舊家具，我賣了犒賞将士吧！氣得守将說你拉倒吧！開門投降李自成了。李自成一進來，你朱常洵不是貪财嗎？行！這回讓你貪個夠，把金子燒化了，順嗓子眼往裡倒，把他燙死了，然後把朱常洵剁巴剁巴，和着鹿肉一塊兒分給大家吃，叫福祿（鹿）宴。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你弄得我們大家都沒活路了。

　　到了清朝，表面上對明朝皇室很優待，給崇祯皇帝建個陵啥的，實際上逮着明朝王爺就得給弄死，朱氏子孫差不多都殺光了。這些王爺占的地現在都在老百姓手裡，所以康熙爺宣布更名田。原來這個田是福王的名，現在誰種是誰的，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什麼農民不反清複明？同一個民族讓我們沒法活，還是異族讓我們活得不錯，那我們為什麼不擁護異族？中國老百姓是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外國也一樣，美國打薩達姆，伊拉克人為什麼不抵抗？我為了保衛薩達姆拼命，我腦袋讓美國電梯夾了！我的命那麼不值錢？薩達姆給我什麼了？讓他變吊死鬼去吧！老百姓是非常實際的。利比亞人不保衛卡紮菲也是一樣道理，平時拿老百姓當孫子，有人打你的時候，想讓老百姓把你當爺爺，呸！

　　更名田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康熙五十一年又規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固定人丁稅，康熙五十年，你們家有十口人，從康熙五十一年開始，你們家就交十口人的人丁稅。到康熙六十年，你們家十八口人了，還交十口人的稅。那我們家就剩七口人了怎麼辦？再交十口人的不就虧了嗎？

　　所以，世宗雍正皇帝一上台，推行攤丁入畝。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人頭稅就廢除了。這個錢也沒多少，一年335萬兩，朝廷當時歲收入4000萬兩，占不到十分之一，所以咱就不要了。就跟現在農業稅不要了一個意思，一共2000個億，還沒有公款吃喝的錢多呢！自由市場的管理費也不收了，一年才150個億，開場奧運會多少錢？何必跟這些窮苦人收？這個錢不要了，以後大街上擺攤的就少了，犯不着在大街上栉風沐雨了，我進大棚了。

　　人丁稅不要了，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進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現象減少了。原來藏着掖着不就是怕朝廷收稅嗎？隋朝4600萬人，到唐朝一下變成1200萬，相當多的人是藏起來了；漢朝也是如此，5300萬人，到曹操的時候，剩700萬，我的天！原子彈也沒有那麼大的殺傷力，好多是隐匿起來了。

　　現在不收稅了，生吧！康熙即位的時候，全國的丁額是2100萬，算上老弱病殘，估計有個4000萬，康熙駕崩的時候已經過億了；乾隆二十幾年的時候，就兩億了；到乾隆駕崩的時候，已經3億了；到道光那會兒4.1億，占世界人口的40%多。全世界10億人，中國4.1億，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更自豪，現在占20%，那時候40%。所以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從那時候就開始形成了。

　　救國的玉米、甘薯

　　有了好的政策，生産才能發展。

　　在明代，棉花的種植由江南向江北，推向全國。南北朝時，印度佛教禅宗第28代祖師達摩東來，建立少林寺，他就是中國禅宗的初祖。達摩祖師東來的時候帶了一件木棉袈裟，作為禅宗的聖物，代代相傳。木棉就是棉布，特值錢，中國人沒見過。中國有錢人穿綢，窮人穿麻，沒見過木棉袈裟。北宋的時候，棉花開始在福建種植；南宋的時候，南方普遍種植，但是北方還沒有。南方可以普遍使用棉布了，北方還是得通過互市買，北方給馬，南方給棉。到了明朝，全國都能種了，中國的棉花應該是從印度引進的，經過兩條路線，一條是從新疆過來，一條是從海南島過來。

　　明代引進的玉米、甘薯，在清代不斷地推廣。崇祯年間，玉米、甘薯開始在中國種植。這東西如果早來中國20年，明朝沒準兒就不會滅亡了，因為老百姓就夠吃了。陝北農民造反，就是因為沒得吃，你吃我兒子，我吃你兒子，易子相食，換兒子吃。要不就吃觀音土，吃土脹肚子，全脹死，老百姓隻能造反。要是玉米、甘薯來了，就沒事兒了。這東西原産于拉丁美洲，那裡主要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還在亞洲的菲律賓有殖民地，而菲律賓有大量華僑。西班牙人把它帶到菲律賓，菲律賓華僑把它帶回到中國，最早開始在福建種植，然後逐漸向全國推廣。福建地方多山，地狹人稠，耕地面積很少，就種這個。它的特點就是使貧瘠土地得到利用，糧食總産量大幅度提高。當時，水稻一畝地四五百斤，小麥二三百斤，玉米怎麼着也得六七百斤，甘薯是萬兒八千斤。就算不下雨，你也不用施肥，八千多斤；如果風調雨順，再一施肥，一萬多斤高高的。大粗白薯，你吃去吧！降血糖、降血脂，健康食品。甭管什麼樣的土地都可以種，不挑地方，産量還那麼高，太适合咱們中國了。大清兩百多年少有農民起義，玉米、甘薯居功至偉。

　　老百姓能夠吃飽，中國人口也就翻着來了。清朝的時候，人地矛盾就已經很突出了。康熙登基之初，人均耕地面積是25畝，乾隆的時候就變成6畝了，道光的時候就變成3畝了，今天連1畝都沒了。

　　康熙就說過：“本朝統一以來，六七十年，百姓俱享太平，戶口日益殷繁，分一家之産，供數家之用，豈能家給人足？”但是當時沒有辦法，也不懂計劃生育，人口增加給中國造成的壓力一直影響到今天。中國社會财富的增長跟人口的增長不成比例。更關鍵的是，中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口增長多，北京、上海的人口出生率比歐洲都低，負增長，但是北京人口卻年年增加。中國這塊土地，頂多養活六億七千萬人，這是最合适的，現在已經是兩倍了。

　　當時畢竟糧食總産量大幅度提高，能夠養活衆多人口，就可以騰出更多土地種植經濟作物，促進農産品的商品化。清代前期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形成了一些專業性的生産區域。比如北京豐台花鄉，就産花，蜜蜂才吃花呢，我這個花種出來，肯定是買賣、交換的。

　　資本主義萌芽

　　明清時候，手工業進步很快。生産工具上出現了紗綢機。生産技術有了雙色套印，以前印刷品都是黑白的，這個時候彩色印刷品開始出現。還有地區間的分工，比如織造尚松江、漿染尚蕪湖。松江的布織得最好；布要去漿染，蕪湖最好。松江就管織布，織完了布賣出去，蕪湖那兒管染，這就是商品經濟。規模、産量也很大，比如廣東佛山的冶鐵業發達。佛山是黃飛鴻的家鄉，中國南北兩個武術之鄉：河北滄州、廣東佛山。滄州原來也是冶鐵中心，北宋大鐵獅子天下聞名。這兩個地方據說家家習武，冶完鐵，就練練刀。你拿出一把刀，給顧客表演一下，一耍把自己手指頭切了，那誰買你的刀？所以，得習武，自己先耍會了，幹什麼吆喝什麼。

　　明朝中期以後，以生産商品為目的的紡織業興起。蘇州出現了以絲織為業的機戶，開設機房，雇用機工。機房就是工廠，機工就是工人。有人認為機戶就是早期的資本家，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雇傭關系。明代蘇州機工的狀況是“郡城之東，皆習機業……工匠各有專能，匠有常主，計日受值”。最能體現資本主義生産特點的是“計日受值”，拿日薪。“無主者黎明立橋以待”，地上擺一塊小牌，寫上“裝修”，立橋以待。“若機房工作減，此輩衣食無所矣。”如果機房的工作停了，這幫人就失業了。這跟今天工人的感覺是一樣的，所以認為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當然很多學者對這種看法嗤之以鼻。《史??陳涉世家》記載陳涉就“與人傭耕”，人家出錢，讓陳涉幫他種地。能說秦朝就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嗎？有雇傭就是資本主義？宋朝普遍都是雇傭關系。

　　明朝的“資本主義”發展就是在絲織業，主要是江南地區。到了清代，手工工場規模大了，分工細了，部門和地區多了，北京門頭溝采煤都有資本主義萌芽的色彩了。

　　明清時期，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規模是很大的。即便有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速度也非常緩慢，始終在萌芽狀态徘徊，未能進入工場手工業階段。世界曆史上資本主義發展，是從簡單協作到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大生産這麼一個過程。而中國的整個生産未能進入工場手工業階段，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占主導地位，原因是專制制度的阻撓。農民極端貧困，無力從市場上購買手工業品。中國今天也一樣，你抵制日貨、抵制美貨，人家不害怕，人家的貨主要靠本國人買。沃爾瑪85%的營業額是在美國，而不是在中國。日、美的産品主要是本國人買，中國的産品主要是外國人買。所以人家也可以抵制中國貨，不買咱的鞋了，襯衫、襪子、褲衩都不要了，東南沿海的經濟肯定受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就看得很明白了。人家買孟加拉、突尼斯的更便宜，那裡的勞動力更不值錢。越南等很多國家都跟咱們構成競争了。為什麼背心、褲子、襪子這些東西不能讓中國人買？因為物價跟世界接軌了，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水平，唯一沒接軌的是工資。必須讓國民富起來，才能有需求旺盛的國内市場。今天的中國農民還是缺乏購買力，29寸彩電已經跌破1000元了，照樣賣不出去。

　　那時，地主和商人将賺來的錢買房置地，嚴重地影響了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産。地主、商人掙完了錢，買房置地，就造成了資金短缺，“以末緻财，用本守之”。末是商業，本是農業，經商發财了幹什麼？買房買地，房地産多保值啊！投資首選！今天中國前100個富豪裡面，51個是搞房地産的，剩下十幾個是賣腦白金、鼈精之類的，缺少像比??蓋茨這種幹高科技的。你買房子的時候隻花了三千，賣的時候一萬五，賺多少啊？中國的房價達到了20年以後、人均GDP兩萬美元才應該達到的水平。現在北京市一個月掙兩萬是高薪了，四環之内，你隻能買一個馬桶，連一個澡盆都買不起。房價就是炒的，土财主們以末緻财，用本守之，有了錢就幹這個。為什麼出礦難啊？土财主們拿錢買房、買車、買表了，他不會說想着去改進煤礦的安全，采用先進的采煤技術，要不樣闆戲裡說“賊礦主心比炭黑”嘛。

　　朝廷還設立關卡，對商品征收重稅，嚴格限制手工業生産規模。政府不支持你發展手工業，沒有政策；實行閉關，禁止或限制海外貿易，對外無交流。

　　本國發展不行的話，往外國發展也行啊，賺洋人的錢多好啊！不行，朝廷不允許民間私自跟外國人交往，隻能在廣州一地通過13個官辦性質的洋行，跟洋人做買賣。洋人要跟中國人做買賣也必須通過13個官辦洋行，不能跟中國的商人私下進行交易。中英《南京條約》規定賠款2100萬銀元，這2100萬銀元是什麼錢？商欠600萬、鴉片煙600萬、軍費900萬。鴉片煙這600萬不應該給，軍費那900萬也不應該給，商欠那600萬就應該給人家，是曆年來13間洋行欠人家的錢。我收洋人的貨不給錢，你告我？我是誰啊，正五品！現在人家老大來了，你乖乖地給人家錢。所以這個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不平等條約裡面的規定并不一定都是不平等的。還有如外國公使進北京，他應該進北京，兩國建立外交關系，你不讓人家使節進北京哪兒行？不能說咱們跟法國建交了，遞國書找省長，這個不合适。清朝時，外國人有事找兩廣總督，兩廣總督是地方官，憑什麼管國家的外交啊？

　　所以，中國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始終是萌芽狀态，就因為政府的重重阻撓。說穿了，就是因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商鞅變法的時候，重農抑商有積極意義，到這個時候，明顯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的發展起阻礙作用了。雍正皇帝明确講：“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元中少一耕稼之人”，“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所以你不能做工，不能去經商，都給我老老實實種地，一輩子不出村，這多好管啊。朝廷重農抑商，資本主義根本就甭想發展起來，無市場，無資金，無政策，無交流。

　　明清時期，商業還是比較繁榮的，區域間長途販運貿易發展較快。中國有兩大商幫組織：晉商、徽商，他們把貨物販向全國。晉商一直到恰克圖，跟俄羅斯做買賣。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最大的商貿城市。這說明中國的商業還是跟政治靠得近，政治中心也是商業中心。當時商品經濟向農村延伸，江浙地區以工商業著稱的市鎮興起。原來就是一個小村，因為工商業發達，慢慢變成了市鎮，這種趨勢明清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這些都是中國對内經濟的特點。對外，清政府實行閉關。

　　其實中國古代一直是非常開放的。明朝因為倭寇猖獗，開始閉關鎖國。中國閉關也就是四百多年，以前都是對外開放的。宋朝最喜歡外國商人來，宋高宗說：“廣南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十萬缗，皆寬民力也。”皇上說外商一來，咱動不動就掙個百八十萬，減輕百姓負擔。所以，廣南的海關關長要用好了，讓他幹的時間長一些，給咱多掙銀子。北宋那麼點兒疆土，收入是明朝的十倍，南宋還是明朝的六倍，錢哪兒來的啊？有人說，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是在那個時代産生的。

　　閉關鎖國的意思是禁止國人出海，限制外商來華。中國人絕對不允許出海，出海就是漢奸。你家親戚從海外給你寄封信來，完了，你有特務嫌疑。放在今天，特别高興，拿着到處顯擺去。中國人出海了就是刁民，不許還鄉，還鄉就處死。外商來華之後隻能去廣州。洋人來中國最需要的産品就是茶葉，茶葉主要産在福建，要是從福建直接裝船出海多省事啊。不行，人挑馬馱，翻過五嶺，來到廣州，再從廣州出海，那茶葉就爛了，成本一下子就高上去了。後來洋人在五口通商的時候弄了一個福州，就是想在那地方趕緊把茶葉運走，那多便宜啊。

　　這樣一來，造成了中國跟世界的隔絕。越強大的時代，對外就越開放；越落後的時候就越封閉。越強大的國家越對外開放，因為充滿了自信，讓洋人來看中國，天朝上國，就是有錢！

　　孫中山先生推翻清朝的時候，支持者裡面相當大一部分是華僑。要說華僑在海外，跟清朝應該沒有那麼深的仇。可是人在海外，才知道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罩着你，有多給力！華僑在國外謀生，本國政府太不拿他們當回事了，不但不拿他們當回事，還拿他們當叛徒、漢奸。

　　西班牙人占了菲律賓，菲律賓華人起義了。西班牙的總督下令屠殺，前後殺了兩萬多華人。西班牙總督吓壞了，他就派人渡海去見明朝兩廣的地方官通報這件事，對不起啊，我們殺錯了，這件事咱們能不能商量商量？我們賠錢。結果這件事報過去之後，一年多沒回信，西班牙總督惴惴不安。一年多之後，中國朝廷聖旨到，賞賜西班牙總督兩萬兩白銀！你不是殺了兩萬多中國人嗎？賞你兩萬兩白銀！他們都是天朝的叛徒，都是漢奸。不是漢奸你跑出去幹嗎？你殺他們，乃為天朝除殘去穢也，幹得好，殺一個獎一兩白銀。

　　人在海外，祖國不但不保護他們，還助纣為虐，這朝廷我效忠個啥勁兒？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墓園――三寶山墓園，有很多墓碑上刻着皇明萬曆××年，皇清嘉慶××年，都是用中國紀元，還是以中國為祖國。我是大明、大清的臣民，隻不過我們那個地方不好活，隻能到這裡來謀生，這邊地廣人稀，氣候溫和，好養活人。但是，我的祖國是中國，可是我的祖國這麼對待我，我能不想推翻這個朝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