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争之後，中國的時局可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外國商品的傾銷使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大量手工業者和農民陷入失業和破産的境地；鴉片輸入的激增則加劇了白銀外流，出現了銀貴錢賤等問題。地主、貴族、官僚則加劇了土地兼并，地租剝削率很高，百姓的負擔更為沉重。另外，從1846年至1850年，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各省及兩廣地區連續遭受嚴重的水旱災害，餓殍遍野。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和沉重的封建剝削、外國的侵略和天災把廣大人民的生活推上了絕路。在這一時期，全國的農民起義和抗租抗糧鬥争不下上百次，幾乎遍及全國。太平天國農民戰争正是在這種嚴重的社會危機下爆發的。

　　1843年，洪秀全在科場應試中落第。這是第四次落第，他心中憤懑不平，決定放棄科舉。此後，洪秀全創立了拜上帝會，拟救民于水火，并開始了反清活動。由于拜上帝會有明确的綱領和嚴密的組織，發展很快。經過積極的醞釀和準備，1850年春夏間，洪秀全要求各地會員到金田村“團營”，并于1851年1月11日建号太平天國，建立起與清政府對峙的政權，接着開始了氣勢磅礴的農民戰争。

　　太平軍一投入戰鬥，即所向披靡，1851年9月攻下永安，乘勝北上，至1853年3月即攻下南京，于是定都南京，改名天京。此時，太平軍已由1萬多人發展到20餘萬人。随後太平軍西征北伐，相繼擊潰江南大營、江北大營，控制了從武漢到鎮江的長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清政府為之震動。但與此同時，太平天國的悲劇也預伏于其中了。

　　悲劇的根源在于農民小生産者的階級局限性。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頒布和實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希望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但是，在這種革命性的背後是一種追求絕對平均主義的小農心态。它不但不可能使社會生産力向前發展，相反還會使社會生産力停滞在分散的小農經濟水平上。《天朝田畝制度》隻是一種空想，不可能實現。後來太平天國仍不得不恢複地主占有土地制，允許地主收租。

　　同時，小農生産環境的狹隘，決定了眼界的狹隘、思想的狹隘。太平天國攻取南京後，收斂了金田起義以來的席卷之勢，開始謀求、安享富貴尊榮，其後的西征隻為了給天京以一道屏障，北伐不過是以攻為守，大多數太平天國領袖在生活上日趨奢侈腐化。太平天國政權也日益封建化，結果從天王到士兵之間實行了貴賤分明的禮制，領袖之間的權力鬥争日益尖銳，最終釀成了1856年9月的“天京事變”。

　　1856年9月，東王楊秀清自恃功高，逼洪秀全封其為萬歲，洪秀全于是密令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返回天京，以對付楊秀清。韋昌輝返回天京後，立即殺死了楊秀清及其眷屬。在混戰和随後的鎮壓中，太平天國2萬多将士死亡，韋昌輝獨攬軍政大權。韋昌輝的專橫跋扈激起衆怒。11月初，洪秀全下令殺死韋昌輝及其心腹200餘人，結束了韋昌輝對天京曆時兩個月的恐怖統治。此後，洪秀全命石達開處理政務，但對他心有疑忌，于是封長兄、次兄為王以牽制石達開，迫使石達開離開天京，率部外出。由于孤軍作戰，石達開所部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全軍覆滅。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使太平天國喪失了乘勝殲敵的良機，更損傷了自身的元氣。清政府乘機糾集一切力量進行反攻，于1857年12月攻陷鎮江，圍困天京。

　　為了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陳玉成、李秀成等年輕将領為各軍主将，于1858年11月取得三河大捷，又暫時穩定了局勢。不久洪秀全又任命胞兄洪仁玕為幹王，總理朝政。洪仁玕在太平天國内推行他的《資政新篇》。他在書中主張從事系統的内政改革，實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洪仁玕的思想和主張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與太平天國農民戰争沒有任何淵源關系，不是農民戰争實踐的産物，也不反映農民當時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太平天國内部未能引起積極響應，也不可能付諸實踐。這不僅僅是太平天國的悲劇，更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悲劇。它表明中國社會面對西方的沖擊，尚處于被動狀态，還隻是消極地防守，沒有産生變革的條件。

　　天京事變以後，軍事形勢已處于十分危急的狀态，但還是沒有使太平天國領導人真正警醒，其政權日趨衰落，封建落後性逐步發展。洪秀全陶醉于“父子公孫同顯權”，宗教迷信思想在他身上占據主導地位，一切信天不信人。軍隊将領則各自為陣，軍隊紀律嚴重廢弛。與此相反，中外勢力已聯合起來“圍剿”太平軍，曾國藩獲取了軍務大權，号令統一，戰鬥力趨強。因此，太平軍雖然英勇抵抗，屢屢重創敵人，但是在地主武裝和“洋槍隊”的圍攻下，還是逐步陷入絕境。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國起義失敗。

　　太平天國農民戰争的悲劇表明農民階級不是新的生産方式的代表，它無力解決中國社會的危機。但這次戰争以疾風暴雨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了半個中國，留給曆史的餘響将是長久的。